汪溢矢心報國

　　2023年11月22日，陜西省安康市漢濱區汪臺村在進行道路改造時，發現一方明代中期墓志。志石約60厘米見方，刻有銘文1199字，志蓋為青石材質，篆書陰刻“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銘”，四周鑲以云紋。據碑文載，該墓志的主人汪溢，曾在明嘉靖年間為官，官階雖不高，但其高風亮節，令人嘆服。

　　忠與義

　　汪溢出生于弘治十六年（1503年），祖籍四川梓潼（今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）。洪武年間，其高祖汪應杰為避戰禍，遷徙到金州（今安康）境內。當地屬丘陵溝壑地帶，耕地稀少，種糧不易，汪氏一族便以種苦瓜為生。

　　到汪溢出生時，汪氏一族已在當地小有名氣，他們不僅被官府賞賜了一塊土地，其祖父汪輔還擔任四川越西（今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）衛倉大使（明朝在軍事上實行衛所制，衛倉為供應衛所軍需的倉庫），一派家道昌隆的景象。

　　汪溢聰穎好學，自學能力很強，墓志銘中用“堅志熟仁，寒暑弗避，凡經傳史略無不博洽，而尤精于詩”來形容其刻苦求學的經歷。汪溢曾充任當地府學教員，各地英才紛紛拜在門下向他求學，馳名三秦。但是，汪溢的科舉經歷卻相當坎坷，連續參加了幾次鄉試都不中。

　　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，汪溢被推薦至禮部任主客郎中，主要參與外事場合中的禮賓工作。在這個崗位，他干了近四十年，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被任命為云南后衛知事。一些人為汪溢感到惋惜，覺得這個官職不高，配不上汪溢的德才。汪溢回答“秩不計崇，卑惟艱稱職”，大致意思是，品級沒有高低之分，再小的官職也責任重大，要不辭辛苦盡職盡責。

　　云南是明代白銀的主要產地，白銀攸關明朝經濟發展。汪溢先是被委派督辦銀廠，后又負責押送糧草，常深入險地，絲毫不敢懈怠。墓志銘中特別提到他“惟盡心國稅，一毫不入囊”。

　　明代官員的工資非常低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以“常例錢”名義的灰色收入，便成為各級官員肥身潤家的主要來源，這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，很少人會認為這種行為有違道德準則，而汪溢卻認為此舉不妥。他不僅將自己的常例錢悉數交公，還敢于和克扣糧餉的官員作斗爭，這讓很多同僚覺得難以理解。碑文記載：“每遇官長扣厥中，公曰：‘卑職但求不負朝廷！’”就連巡案御史都為汪溢的品行所欽佩，稱贊其為忠義之臣。

　　汪溢清正廉潔的遺風惠及汪氏后人。據現存于漢濱區吉河鎮沙溝汪氏墓碑群看，汪氏重視文化教育，重視子孫修德修業、規矩做人，汪氏一族人才輩出、家聲清廉，綿延數百年之久。汪溢的兒子汪騰鯤、孫子汪兆龍都是當地有名的飽學之士，實乃廉直方正的優良家風世代相傳、長期熏陶所致。

　　勤與慎

　　與汪溢墓志一起被發現的，還有其夫人朱氏的墓志。據朱氏墓志記載，汪溢在云南工作六年，以“清慎”而廣獲贊譽。朱氏祖籍湖北，六歲時跟隨做生意的父母來到安康，以淑賢見稱。與汪家相比，朱家的經濟條件很好，朱氏之所以選擇嫁給汪溢，并且一路資助汪溢求學，正因為看重了汪家的良好家風和汪溢本人的才學。

　　為賢臣幸能有賢妻。汪溢在云南期間，朱氏一直陪在身邊。碑載，“母恭慎事先君，有倡隨風。其親操井臼，剔燈勸勉，內助居多。”

　　汪溢性情耿直，容易招人嫉妒。一次，有人公然向汪溢索賄，汪溢嚴詞拒絕：“吾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，吾豈為此？”在汪溢看來，自己并不迷戀官位，若是辭官歸家，家中還有田可耕，膝下還有子女要教養。

　　為此，汪溢不惜辭官還鄉，以示不愿同流合污的錚錚鐵骨。臨行前，汪溢的行囊只有一個小包。他對身邊的人說，我的俸祿都補為國家稅賦了，不值得一提，縱使我留下無盡財富，只能遺禍子孫。

　　隆慶二年（1568年），65歲的汪溢回到故鄉安康，一邊享受子孫繞膝的退休生活，一邊給晚輩們講授經史典籍，宣揚圣賢之道。他用《尚書》中的“不作無益害有益”教育后人，強調讀書修身的重要性，主張游歷山川、觀察社會、開闊視野。碑載，他告誡后人，“吾素不喜技藝，浪游惟日，對圣賢為侶，樂亦在其中爾。”

　　這里說的“技藝”當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而準備的諸多技巧，而他所說的“浪游”當然不只是為了尋求新奇，更重要的是“對圣賢為侶”，在自然的風光、社會的萬象中體悟圣賢述說的道理，體現了朱子學“格物致知、正心誠意”的傳統。

　　汪溢活了74周歲，他的一生被濃縮為一行簡單的文字：“汪溢，長槍鋪人，任云南經歷”，記錄在清嘉慶二十年（1815年）編纂的《安康縣志·卷七·選舉志》中。此次墓志的發現，讓我們有機會一窺這位清官廉吏正道直行的一生。

　　汪溢被授予迪功郎的散官頭銜。他的墓志銘，由時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李禎書丹。據墓志銘記載，汪溢去世后，四鄰八鄉前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，就連官府的大小官員也趕到家中祭奠。

　　墓志銘最后用“矢心報國，固守其窮。不為折腰，丹心蓽蓬”來概括汪溢的一生，令人動容。（作者： 宋雨）